研究发现教育减负效果不显著

研究发现教育减负效果不显著北大的三位研究人员在该校主编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论文《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分析了实施了近二十年的教育减负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而收入处于上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结果表明，此前的减负政策总体上在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方面效果不显著，反而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而低收入家庭的概率下降。论文作者指出，在存在剧烈升学竞争的情况下限制教育供给的政策不仅难以减负，反而进一步凸显了教育公平问题。来源，，频道：@kejiqu群组：@kejiquchat

北大国发院对 2008 至 2018 年间教育减负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教育减负实行期间，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

北大国发院对2008至2018年间教育减负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教育减负实行期间，收入处于下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而收入处于上10%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也就是说，减负政策总体上在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方面效果不显著；反而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而低收入家庭的概率下降。*原文将“教育减负”视为双减，存在事实性错误，现已修改。via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 呼吁女性生育减负

梁建章解读诺奖得主戈尔丁观点呼吁女性生育减负戈尔丁关于女性职业发展的代表作是《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andFamily:Women’sCentury-LongJourneyTowardEquity），在这本书中，她按照“家庭”和“事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最早的一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最晚的一组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年轻的一代还没过生育年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具体分组如下：第一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毕业于1900-1919（出生于1878-1897），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参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第二组女性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898-1923）。这一组女性很多是一开始会参加工作，但当组建了家庭后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组女性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出生于1924-1943）。这一组女性是事业与家庭齐头并进，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养育孩子期间会暂停就业，但在子女长大之后，依然会重返就业市场。第四组女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出生于1944-1957）。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对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家庭。第五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大学毕业（出生于1958-1978）。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力求兼顾事业和家庭。戈尔丁在书中描述了100多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职业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收入和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戈尔丁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婪的工作”（GreedyWork）安排，而非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贪婪的工作”描绘了这样一种现象：愿意全天候和在办公室随叫随到的员工会获得丰厚回报。这些回报往往与投入的时间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时间，收益却远远超过一倍。而无法在工作上投入额外时间的人，其工资也会不成比例地缩水。如果一个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责任要负担，就很难在工作上随叫随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选择在时间上要求较低的职位，因此，即使按小时计算薪酬，所得的工资和那些“贪婪的工作”相比，也会更低。在这本书中，戈尔丁写道：“如果女性不为家庭随时待命，她们自然可以从事时间长、报酬高、时间安排不可预测、晚上随叫随到、周末偶尔加班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身体力行。对于刚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和家庭负担较少的女性，选择时间长、要求高的工作未尝不可。可一旦宝宝降生，优先事项就会改变。基本的照护非常耗时，并且女性突然要为家庭随时待命了。为了给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们必须减少对雇主和客户的服务。于是，她们往往减少工作时间，或者选择灵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随着孩子长大和日益独立，这些责任会减少，而在这些时期，女性的收入相对于男性确实有所增长。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慢慢取代孩子减少的需求。”戈尔丁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女性未生育之前与男性的工资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这通常被称为是“母职惩罚”。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的责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都变得困难。中国也有类似的研究。202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一项研究表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从就业情况来看，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数量与妻子就业几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就妻子而言，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一个孩子使得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而有两个孩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具体到孩子数对母亲工资的影响，既往研究给出了数据。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使用CHNS（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1993、1997、2000、2004、2006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7%，二孩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16.8%。此外，从家庭收入来看，该研究发现，有一孩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有二孩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那么，如何缩小男女在职场上的收入差距？戈尔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戈尔丁的研究还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结婚较晚，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个简单的时间机会成本模型会告诉你，如果一个女性的单位时间价值很低，也就是说，她们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收入丰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高质量工作，那么她可能会尽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一点，就会减少生育。抚养方面的情况也在强化这一点，因为在世界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会给予的更多，这就意味着，养单个孩子要花更多的时间，孩子的数目就更少了。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15-64岁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如下：小学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97个孩子，初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1.55个孩子，高中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94个孩子，专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78个孩子，本科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硕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57个孩子，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0.63个孩子。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个例外，博士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稍高于硕士，与本科学历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持平。我在《人口战略》第22章《生育减负和女性平权》提出了女性生育减负的一些建议：一是普及托幼服务。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是孩子的0~3岁时期，所以很多国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务，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根据OECDFamilyDatabase的数据，OECD成员中3岁（不含）以下儿童入托率平均值为35%。有11个国家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超过50%，其中最高的卢森堡是63.3%，冰岛达到了59.7%，荷兰、法国、挪威、比利时等国家超过了55%。在中国，严重缺乏针对未满3岁孩子的托儿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0~3岁婴幼儿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远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现在很多家庭还是依靠老人来带孩子，未来的老人可能并不那么愿意带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岁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二是推广混合办公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中远程会议、协同工作软件的成熟，远程办公在技术上已经趋向成熟。亚马逊、微软、Google和苹果都把远程工作的模式常态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办公的制度。2022年2月，携程中国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万名员工将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这是中国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PC版：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soft/1390533.htm手机版：https://m.cnbeta.com.tw/view/1390533.htm

为何每年的诺奖得主，中国几乎都剃光头？ 绝对和教育和升学体系有关。 这位老师以为这就是教育，其实这是「驯化」。 小孩天天这么神经

为何每年的诺奖得主，中国几乎都剃光头？绝对和教育和升学体系有关。这位老师以为这就是教育，其实这是「驯化」。小孩天天这么神经紧张，不但长不高，智商下降，而且容易走极端。日裔美籍科学家中村修二：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现今的经济现状已不再需要顺从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工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中村修二，日裔美籍科学家，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批评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像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中村修二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他上学时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就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常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东亚的教育体制，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另一方面，透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透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又有点像种姓制度。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

经济学引领反抗战略 ——

经济学引领反抗战略——反抗现有的前提是，您需要知道什么才是更好的。几天前我们发布了一篇文章，《新自由主义的香港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香港是一个最典型的爆发点，香港人的今天就是全球人的未来。在中文的语境中，这可能尚且不是很容易被理解的问题，一方面是香港作为偶像的情结之深，另一方面，是多年来的叙事操纵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伟大的壮举，扭曲了人们的思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异议人士已经了解到经济学在反抗中的重要性，但尚且不够深刻；尤其是，接受传统经济学教育的人们被灌输了很多错误的理解，以至于他们无法将这门学科转化为反抗战略。为此，我们推荐一套波士顿评论的打包期刊，它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种族歧视、从选举政治到冠状病毒、从年轻人的就业危机到加速的自动化威胁劳动力市场、从沉重的生活债务到无望的养老困境……这些现象都不是“打工人”们在街头唱国际歌能解决的问题。您需要战略。以下是其中一份期刊的片段：我们生活在一个惊人的不平等时代。收入和财富差距已经上升到自镀金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高度。工人的工资中位数已经停滞了近50年。年轻人越来越无法期望自己比他们的父母做得更好。财富和福利方面的种族差异仍然顽固地存在。2017年，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医疗服务的分配看起来既低效又不公平。自动化和数字化的进步威胁着未来几年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混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越来越多地扰乱了日常生活。我们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公众对新的政策理念进行广泛的讨论。社会科学家有责任成为这场讨论的一部分。而经济学家也要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发挥这种作用。经济学正处于一种创造性的发酵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不为外人所见。虽然这个行业的社会学——职业激励、规范、社会化模式——往往不利于参与政策世界，但公共责任感正在将人们带入战场。经济学工具对于为我们所说的"包容性繁荣"制定政策框架至关重要。虽然繁荣是经济学家的传统关注点，但是，"包容性"这一修饰语要求我们既要考虑到结果的整体分布，而不仅仅是平均水平("中产阶级")，又要考虑到人类繁荣的广泛性，包括从健康、气候变化到政治权利等非金钱来源的福祉。为了提高围绕包容性繁荣的公众讨论的质量，我们组织了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就劳动力市场、国际贸易和金融等一系列议题提出政策建议。这一新生努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不同的政策领域提供一份处方清单，而是，为经济政策提供一个总体愿景，以替代经常被错误地认定为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已经让社会失败，导致不平等现象巨大且不断加剧。我们所有人都对我们政治中的非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转向感到震惊，而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转向。大家一致认为，需要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一套既有效又包容的政策，既能回应合法的不满，又不会造成更深的社会分裂。放松管制、金融化、拆除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非制度化、减少企业税和累进税，以及追求超全球化——这些不平等加剧背后的罪魁祸首——似乎都植根于传统的经济学说。该学科对市场和激励机制的关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阻碍了有意义的大规模改革。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似乎只是经济学的另一个名称。因此，许多人对这门学科持完全敌对的态度。他们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学的教学和实践，使这门学科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事实上，对经济学的实践和教学方式感到不满是有正当理由的。保守的基金会和智库垄断了经济学在政策界的旗帜，推崇效率、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学生们在离开经济学入门课程时，往往认为"市场总是有效的"。保守派倾向于将"经济学"作为首选政策的理由，而自由派则被视为对繁荣的要求不敏感。我们的对策根本性地不同。过去几十年的许多主导性的政策思想既没有健全的经济学、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迷信主义等——不是现代经济学的一贯应用，而是其原始的、简单化的歪曲。而当代经济学中充斥着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的新思想。但是，要让我们的听众相信这些主张的优点，就得靠经济学家了，这也是我们着手这个项目的原因……希望这套期刊中的智慧能帮助在中国的经济学爱好者找到直接行动的能源。https://www.iyouport.org/%e6%96%b0%e8%87%aa%e7%94%b1%e4%b8%bb%e4%b9%89%e7%9a%84%e9%a6%99%e6%b8%af%e5%90%91%e4%b8%96%e7%95%8c%e8%ae%b2%e8%bf%b0%e4%ba%86%e4%b8%80%e4%b8%aa%e4%bb%80%e4%b9%88%e6%a0%b7%e7%9a%84%e6%95%85%e4%ba%8b/